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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孝故事书-孝道故事-中华孝心网

时间:2017-12-03 20:37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孝",是一种天道,或谓"天伦"。"孝"的实质是"尊祖",是后人继承前人,体现出人类在生生不息的繁衍中源与流、本与末的血缘关系。考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孝的发源,可以追溯至原始社会的初期。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原始氏族成员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仅仅依靠单个或少数氏族成员,往往难以获得成功,需要众多氏族成员的合作与团结。为了维系这种合作与团结,氏族成员便从血缘亲情出发,打着尊祖的旗号,增强彼此间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同时,氏族成员为了本氏族的繁衍生息,祈求祖宗神灵的保佑。尤其是氏族首领出于本氏族生存之需要,往往要借助祖先的权威与力量,在栖息之所供奉祖宗神灵,举行祭祖仪式,并将祖宗神秘化,借助祖宗之神灵,维系氏族内部之团结。于是,以"尊祖、敬神"为内涵,孝的观念开始萌发,这便是"孝"的起源。到了父系氏族时期,随着氏族成员对血统关系的认识,男性家长(由母系氏族发展成为父系氏族)地位的渐渐确立,作为本氏族代表者与保护者的男性家长(氏族首领),不仅在生前受到本氏族成员的敬重,而且在死后仍然受到崇拜与祭祀。我国龙山文化、齐家文化等遗址中发现的男性生殖象征的陶祖和石祖,显然是祖先崇拜的一种形式。通过对祖先的崇拜与祭祀,氏族社会已经出现了传统孝道的尊敬、爱戴、崇拜本族长者、老者的思想感情。所以,《礼记坊记》中说:"修宗庙,敬祀事,使民追孝也。"原始氏族社会中产生并渐渐盛行的祖宗崇拜、生殖崇拜的观念与仪式,便是原始"孝"义的真实写照。到了氏族社会后期,随着个体家庭经济的出现,以家庭为单位的私有制产生了。子女继承父母财产的权利与行为逐渐为社会所认可。与此同时,子女赡养父母的社会义务与观念也随之确立。除了"尊祖"与"敬神"之外,由"孝"的本义延伸出来的"事亲"与"敬老"等观念也逐渐为社会所共识。今天,我们从古代典籍《尚书》、《礼记》等记述中,可以觅见整个氏族社会发展进程中,"孝"的观念萌发与源起的原始踪迹。在中华孝德的起源与形成进程中,尧舜时期是孝道形成的重要阶段。在《尧典》、《舜典》以及《大禹谟》等古籍中,"孝"是作为重要的社会道德被推崇的。而尧帝与舜帝又是"孝"的倡导者与践行者。《尚书尧典》记载尧帝"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明于变时蕴"。尧帝不仅自身"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而且以"孝"举贤。当尧得知舜为瞽子,其"父顽,母嚣,象傲,克谐,以孝丞丞,又不格奸",是位大孝子,遂使舜"三十被举,五十代尧摄政,六十一岁继位"。而舜登帝位后,深谙"家和万事兴"之真谛。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百姓不亲,五品不驯"的社会现象,舜命契为司徒,"敬敷五教"。任命"八元"布行"五品"。"五品"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家庭道德。而"五教"则是上述家庭"五品"中父母、兄弟、子女之间伦理关系的宣传教化。舜亲自倡导"五品"与"五教",通过礼乐教化万民,使"孝德"逐步成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内容,被后世誉为中华文明史上的"明德始祖"。到了殷商时代,随着孝的观念的进一步形成,作为文字的"孝"也应运而生。在出土的殷商时代甲骨文和金文中,都发现了"孝"字。这是古代孝道思想发展的一个显著标志。青铜器上"孝"的象形图形及"孝"字字形,寓意十分明显,已有"事亲"与"敬老"意涵。西周时期,"孝"字使用已极为普遍,"孝"的内涵也进一步扩大。无论是在西周的典籍中,还是西周的青铜器铭文,"孝"字与"孝"的观念已经十分流行。而且,"孝"的含义有了进一步延伸,明显具有两重意义:第一,是对死去先祖的孝,通常称为"死孝"。它往往用"追孝"、"享孝"来表达。人们普遍认为,只有"追孝于前人"(《尚书父侯之命》),"继先祖之志",才能"昭兹来许,绳其祖武,于万斯年,受天之佑"(《诗经大雅下武》)。其核心就是祖宗崇拜的宗教观念,这种融道德与宗教于一体的孝道,有利于当时社会宗法家族的团结与稳定,从而促使家族血缘关系的牢固化、神圣化。第二,是对在世父母的奉养、尊敬与服从等。《尚书酒诰》中说"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就是说儿子为了奉养父母而到远地去经商,以体现儿子的孝道。《诗经郑风将仲子》说"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把对父母的尊敬与服从视为重要的孝道。由此可见,西周时期的孝道已经包涵以崇拜、敬仰祖宗和奉养、服从父母的双重含义,从而奠定了中国古代孝道之基础,初步形成了中华孝德比较完整的思想观念。西周的孝道虽然已包含崇拜祖宗与奉养父母的双重涵义,但崇拜祖宗仍然是孝道的主要意义。到了春秋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与私有制的发展,社会急剧变革,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激烈冲撞。鬼神观念、天命观念开始受到人们的怀疑与批判。因此,崇拜祖宗与神鬼不再是孝道的主要意义,代之而起的则是对在世父母长辈的"生孝"即"奉养"。于是,充满世俗生活人情味、体现父母与子女义务关系的"父慈子孝"观念开始盛行。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学派所创立的以"仁孝"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系,则是古代中国孝道思想的集大成者。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体系中,"仁"的根本就是孝道。孔子的学生有若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孔子是古代孝道的传承者与创新人。他一方面继承了西周时期已形成的奉养与尊敬父母的孝道观念,同时,又针对时代变化的现实,对孝道的内涵及其理论作出了一系列新的创建与发展。首先,孔子对殷周以来的守丧礼仪作了新的解释,淡化了守丧礼仪中鬼神崇拜的宗教观念。他在论述"三年之丧"的礼仪规定时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孔子认为,儿女为父母守丧三年,是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其次,孔子对子女奉养父母的孝道作了较为完整的阐述。西周时期,子女对父母尽孝偏重"养",即给予物质生活上的保证。孔子认为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他倡导并大大丰富了孝道的内涵。孔子认为,奉养父母,使其衣食无忧,仅仅是孝道的"养"的要求,而且是低层次的孝行。孝道的更高要求是"敬"。他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可见,"敬"比"养"要求更高。做子女的不仅要让父母老有所养,而且更要从内心敬重父母,让父母精神愉悦。由此,孔子要求子女做到"敬不违,劳不怨"(《论语里仁》)。第三,孔子还提出子女应敬顺父志,恪守父道的孝道理念。孔子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孔子认为子女能继承父亲的志向,使父亲的事业代代相传,从而达到孝的最高层次。孔子提倡的孝道观念与思想,为后来儒家弟子所继承与发展。其集大成者,则是其弟子完成于战国末期之《孝经》。《孝经》十八章,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孔子所提出的孝道思想,并且将其进一步丰富与发展,形成了完整的中华孝德体系,成为儒家学派推崇的人文价值的核心。秦汉以后,中国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相对稳定下来。经过西汉初期的休养生息与反思,统治者逐渐认识到,只有儒家学说最适合宗法家族制的思想统治,于是,"独尊儒术"开创了中国传统孝道的新纪元。儒家的孝道观获得了空前的重视,"以孝治天下"成为汉代最核心的统治思想。此后,在历代统治者与儒家学派的大力推崇下,孝道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从崇拜祖先与孝敬父母的家庭孝道延伸至整个社会乃至国家,成为统治者手中的道德工具。由于历代统治者对敬老养老之风的提倡,对整个社会孝道的继承与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上至皇帝官员,下至普通百姓,涌现了一代又一代"孝子贤孙"。孝风延绵,孝感动天,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道德文化中一道靓丽的风景。总之,秦汉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通过历代统治者的大力倡导,加上儒家学者的不断推崇与广大民众的参与践行,孝道发展成为中国传统道德的基石,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追溯中华孝德的发展历史,不难看出,"孝"的本义在原始氏族社会已经产生。而作为调节人际关系的孝道则出现于殷周社会。春秋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孝道基本成形。秦汉以后,"孝"道日益受到统治者的青睐与重视,孝道内容也不断延伸扩展,成为封建宗法社会的统治思想。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融激荡,以儒家孝道为核心的传统伦理受到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孝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核心,在五千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形成了极为丰富的内涵与特定的外延,渐次积淀与融合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情感,成为全社会共享的人文精神与伦理道德。应当肯定,孝道对于构建中华传统人本主义伦理体系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它毕竟是原始农耕时代的产物,而后又发展成为延续数千年的封建宗法社会的统治思想,其历史的局限性与伦理道德的双重性显而易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梳理中国古代孝道的发展,可以清楚地发现,其轨迹有三个明显的社会属性。第一,以孝治国,将孝道政治化。"孝"的本义虽然起源于中国古代的家庭道德,但它始终被统治者所利用,与政治密不可分。早在尧舜时期,"孝"已经被作为"五品"与"五教"布施全国。及至殷周,由于殷周统治者,特别是西周王朝的大力推崇,"以孝配德"渐成气候,并被镌刻于青铜器上,成为国"礼"而昭示天下。秦汉以后,尤其是两汉时期,由于统治者的需要,"以孝治天下"成为封建宗法社会的核心统治思想。孝道完全沦为统治阶级禁锢老百姓思想的精神枷锁。第二,宣扬迷信,将孝道宗教化。从原始氏族社会的"孝"义起源,直至夏商周时期,孝道的本源始终与"尊祖"、"敬神"的宗教观念相联系。春秋战国时期,孝道中的宗教观念有所淡化,但到了秦汉以后,孝道被推向极致,披上了"天神感应"等无所不包的宗教外衣,其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所谓"孝感"观念的流行。此后,在统治者与儒家学派的倡导下,大量"孝感动天"的故事被编造出来。如长期流传于民间的"二十四孝"、"四十八孝"等孝德故事中,就包含了许多的"天神感应"的故事情节,其实质是借宗教迷信,把孝道引向了歧途。第三,制订礼教,将孝道绝对化。自秦汉以后,孝道为统治阶级青睐与重视,通过修订各种礼教,其内涵被无限扩大,乃至走向极端,成为封建礼教的核心内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西汉时期《白虎通三纲六记》中提出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之说。并逐渐发展成为"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一整套以孝道为核心内容的封建礼教,影响中国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整整达两千年之久。从而使孝道变成为子女对父母的绝对顺从,老百姓对封建统治的绝对服从,孝道成了封建社会统治人民群众的精神枷锁。到了近代,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对传统孝道中的封建迷信与宗教观念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与鞭挞。我们应当通过不断反思与批判,扬弃其糟粕,保留其本义的、合理的、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内涵,使其更好服务于国民道德思想建设,服务于社会主义社会两个文明建设。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华孝德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通过批判与扬弃,更好地传承与弘扬,使其真正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基石,成为打造新世纪国民道德大厦的重要内容。对此,需要海内外有识之士共同来研究与探讨。笔者认为,重点应致力于做好中华孝德的传承与创新这两方面工作。首先,中华孝德需要在传承中扬弃。毫无疑问,对于传统孝道中宣传的封建宗法思想及与之相配套的礼制规范,必须加以审慎的剥离"与剔除;对于那些唯心主义的"天神感应"与迷信崇拜等观念必须予以严肃的批判与扬弃。其次,对于孝道的本义及其合理内涵,则必须通过梳理并好好继承。其中孝为立德之本,孝为天经地义,孝为兴国之基三个方面尤为重要,值得我们继承并大力弘扬。自古以来,以孝教化万民者,可以敦亲睦族;以孝践行天下者,可以国泰民安。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家庭为单位的国家,要使社会和谐,首先就得家庭和睦,而家庭要以伦理为基础,伦理的核心是"孝"。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和睦邻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又是一种文化,而且是中华民族历史特别悠久的传统文化。它不仅维系了世世代代炎黄子孙生生不息的血脉关系,而且在缔造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与昌盛中起着巨大的凝聚作用。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进程中,孝道的传承与发展对于教化国民修身养性、融合家庭,敬业报国,乃至促进社会和谐与文化的进步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进入新世纪,党和国家提出了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与时代特征,是中华优秀传统道德在新时期的传承与创新,也为进一步继承与弘扬中华孝德文化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坚信,中华孝德必将以其旺盛的恒久生命力、巨大的品德塑造力与民族精神凝聚力,在不断传承与扬弃中展示出中华传统美德的无穷魅力。毛泽东的母亲文素勤,又名文其美、文七妹,是一位勤劳、善良、品德高尚的女性。1867年,她出生于距离韶山冲20多里的湘乡县唐家坨一个贫农家庭,18岁的时候,她嫁给韶山冲贫农毛贻昌(字顺生)为妻。1893年12月26日,她生下毛泽东,后又生育了毛泽民、毛泽覃,还收养了一个女儿毛泽健。她是这个家庭中最忙碌、最辛苦的人,样样活都干,样样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文氏夫人虔信佛教,每当她生病时,毛泽东就按母亲的愿望去求神拜佛。他曾为母亲治病去南岳衡山"朝拜烧香"。他手拿小凳,背上干粮,走十来步就跪拜一次,嘴里还要唱"南岳圣帝,阿弥陀佛"。15岁时,毛母生病,为使母亲早日病愈,毛泽东和两个弟弟用竹杆加上躺椅制成一副轿子,抬着母亲走了200多华里,登上海拔1289米的南岳衡山祝融峰去进香还愿。文氏夫人心地极为善良,对穷人富有同情心,她经常瞒着丈夫,送粮接济贫穷的乡亲们。这种美德,对毛泽东兄妹影响很深,他们都拥护母亲的做法。而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家里为了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争吵。毛泽东回忆这种往事的时候,曾经风趣地说:"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父亲给儿子毛泽东设计的生活道路,是要他到湘潭一家米店当学徒,将来成为一个会赚钱、能赚钱的人。可是,16岁的毛泽东却与他父亲的意愿相反,总渴望着走出韶山冲去读书学习,去见大世面,去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为此,父子之间经常发生矛盾。而每当发生矛盾时,母亲总站在儿子一边,同情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她和毛泽东一起劝说毛顺生,并请来亲朋邻居说情,毛顺生才答应了儿子的请求。1918年秋,文七妹身患腮腺炎,曾住娘家治疗。准备离乡赴京谋职的毛泽东,特地觅得一方,抄寄他的舅舅,嘱咐"如法诊治"。次年春,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馆员,正准备赴法国勤工俭学时,接到母亲病重的家信。他立即赶回家乡,把母亲带到省城长沙医院就医,亲侍汤药,母子曾短聚一段时间。而此时的毛泽东置身在革命洪流,终日奔忙。母亲病势稍缓,就要返乡,毛泽东和弟弟毛泽民、毛泽覃搀扶着老母到照相馆合影留念。她和儿子们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们最后的一次团聚,也是世上仅有的一张他们与母亲的合影照片。在毛泽东正领导学生罢课驱除军阀张敬尧期间,文氏的病一天一天的加重。这年10月5日,这位操劳一生、勤俭一世的贤良女人,躺在病榻上流着眼泪,拉着丈夫的手,望着守护在身旁的儿子毛泽民,一声轻似一声地呼唤着"石三伢子"。就在这一天,在上屋场的卧室里,母亲那颗善良的心停止了跳动。毛泽东接到二弟从韶山寄来的母亲病危的特急家信后,带着在长沙读书的小弟弟毛泽覃,星夜上路,直奔韶山。没想到,母亲已在他们赶到家的前两天去世了。披麻带孝的大弟弟毛泽民一把拉住毛泽东,哽咽地诉说了母亲在生命最后一刻的情景。母亲在临终前一直呼唤着他们的名字。面对幽幽青灯,毛泽东放声恸哭,昼夜守灵,回想起童年的件件往事,慈母的形象时时浮现在面前。悲痛中,他席地而坐,和泪写下一篇情深义长的《祭母文》,共443字。文曰:过了"头七",毛泽东才忍着悲哀,咽着泪水,与二弟泽民分别,带着小弟泽覃,离开韶山,回到了长沙。又洒泪写下了两副表达内心痛苦和无限思念情怀的挽联。这些都充分表达了毛泽东对母亲的无限爱戴,赞扬了母亲那种心地善良,性情温和,勤劳简朴,慷慨厚道的高尚品德。后来,毛泽东又致书同学、好友邹蕴真,再次赞扬母亲的美德。他在信中这样写道:"世上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已的,利己而不损人的,可以损己而又利人的。我的母亲该属最后一种人。"母亲对他的影响力,在他的一生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母亲去世后,毛泽东请堂伯父毛福生作陪,将父亲接到长沙,在自己身边住了一段时间。在父亲50虚岁生日之际,他特意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并请来几位挚友,为父亲祝寿。这天,他还同弟弟毛泽覃陪父亲、伯父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相,这也是他们父子留下的唯一一张合影。父亲后来不再干涉他的选择,继续供他上学。毛泽东是很感激的。凄风苦雨隔不断毛泽东对父母亲的怀念。1921年春、1925年春夏之交和1927年初,毛泽东先后三次回到韶山冲,都到屋后山坡父母的坟前凭吊。建国后,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主席再次回到韶山冲,又一次到父母坟前垂首追思。由于事先并不知道毛泽东要祭坟,工作人员也没有准备花圈,连纸花亦来不及准备。毛泽东接过随行人员采来的几束野花,慢慢地放在父母坟前,在肃穆庄严的气氛中恭恭敬敬地鞠躬,静默良久,深情地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代伟人毛泽东,不忘父母亲曾为自己付出的点点滴滴,理解父母亲的艰辛和不易,知道父母亲的养育之恩如春风浩荡,寸草难报。朱德(1886-1976),字玉阶,原名朱代珍,曾用名朱建德,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人。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第八路军总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朱德的母亲钟氏,1858年生于四川仪陇一个生活贫困、社会地位低下的流浪艺人家庭。19岁时嫁到朱家,数十年如一日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煮了全家的饭,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挑水、挑粪。就在生朱德的前一分钟,钟氏还在灶前煮饭,等到婴儿落地之后,她便起身又回到灶间,接着把饭做完。朱德小时候,钟氏以无言的身教,使儿子学会了劳动,懂得了许多生产知识,培养了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朱德从军后,钟氏常常给儿子以更多鼓励,更加辛勤耕织,养活一家老小。1908年,22岁的朱德在云南任护国军的旅长,就想带母亲离开家乡来云南。1919年秋,朱德将父母和兄弟侄子等一家20多口人接到泸州定居下来,让年近七旬的父母安享晚年,以尽孝道。同年底,在泸州云销区战斗中,朱德的两个弟弟代炳、代均都光荣牺牲。二老闻讯后,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他们原本就过不惯这清闲的日子,很想回老家去。1920年秋,朱德给了路费,又雇船将全家人送往重庆。10月27日,父亲朱世林不幸病逝于重庆。全家人扶棺北归,回到原籍,将其安葬在钟家湾。孤单的钟氏回家继续劳动,靠租的30亩地支持一家人的生活。晚年的钟氏虽知儿子已担任了八路军总司令,却仍愿自食其力,不辍劳作,在家过着清贫的日子,后被毛泽东誉为"民族英雄贤母"。朱德虽然戎马关山,驰骋沙场,长期无暇侍奉母亲。但他无时不惦记着母亲,断断续续给母亲寄去几张照片,寄去几百元钱,以此略表寸心。1938年,四川闹灾荒,远在山西抗日前线的朱德闻讯后,十分担心年届八旬的老母的生计。然而,分身无术,又囊中羞涩。他只能写信给在川的旧友戴与龄,以"好友关系",向他"募贰百元中币速寄家中",以济荒年。信中还以实情相告:"我十数年来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因而特别言明:"此款不能奉还,请你作捐助吧!"民族大义,赤子之情,跃然纸上,撼人心魄。1944年农历2月15日,钟太夫人在家乡以86岁高龄去世。由于战争期间的邮路受阻,这个噩耗传到延安,已是早春三月了。老家给朱德的信说,钟老太太病逝,死得突然,十分安详,没有痛苦。虽然说得如此轻松,但仍令朱德悲伤不已。他一个人坐在炕头默默地吸烟,眼泪在他刚毅的脸上流淌。他一个多月不刮胡子,以表孝忱。又以血泪凝成悼文:《回忆我的母亲》,发表在同年4月5日的延安《解放日报》上,以无限的深情赞颂母亲的优秀品质,寄托哀思。母亲好劳动。从我能记忆时起,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全家二十多口人,妇女们轮班煮饭,轮到就煮一年。母亲把饭煮了,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因为她身体高大结实,还能挑水挑粪。母亲这样地整日劳碌着。我到四、五岁时就很自然地在旁边帮她的忙,到八、九岁时就不但能挑能背,还会种地了。记得那时我从私塾回家,常见母亲在灶上汗流满面地烧饭,我就悄悄地把书一放,挑水或放牛去了。有的季节里,我上午读书,下午种地,一到农忙,便整日在地里跟着母亲劳动。这个时期母亲教给我许多生产知识。母亲最大的特点是一生不曾脱离过劳动。母亲生我前一分钟还在灶上煮饭。虽到老年,仍然爱生产。去年另一封外甥的家信中说:"外祖母大人因年老关系,今年不比往年健康,但仍不辍劳作,尤喜纺棉。"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我在家庭中已经饱尝艰苦,这使我在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感到困难,没被困难吓倒。母亲又给我一个强健的身体、一个勤劳的习惯,使我从来没感到过劳累。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只有这种知识、这种意志,才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财产。最后,朱德满怀深情地写道:母亲现在离开我而去,我将永远不能再见她一面了,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快乐的生活。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愿母亲在地下安息!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小名大鸾,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历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副主席,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全国政协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等职。一代伟人周恩来,一生都怀念生他、养他的三位母亲。他在回忆童年生活时说:"我的生母慈祥、温柔,但文化不高,可是我从她的身上学到了善良和宽容大度的品德。我的嗣母才学出众,她教我热爱知识,学会动脑筋。我的乳母把我带到大运河边她自己的家里。我从她那里了解到劳动人民是如何生活的。她教我大公无私。"周恩来的生母姓万,小名冬儿,因为排行十二,大家都习惯叫她万十二姑。她读过家塾,性格开朗,精明果断,周家的许多大小事情都离不开她。周恩来在8个月大时,因叔父周贻淦新婚不久即患重病,为了"冲喜",把周恩来过继过去。两个月后叔父离世而去,守寡的嗣母陈氏便把全部感情和心血都倾注在对周恩来的抚养和教育上。陈氏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陈源是清朝的秀才,她自幼喜好诗文书画,有较广博的学识和文学修养。周恩来称陈氏为"娘",而称生母万氏为"干妈"。陈氏还给他请来一个乳母,叫蒋江氏,周恩来一直称她为"蒋妈妈"。乳母同样慈爱、淳朴、宽厚,她哺养周恩来时,也教会了周恩来许多从书本上学不到的农家知识。周恩来4岁时,嗣母就教他识字、背诵唐诗和给他讲故事。这年生日那天,陈氏为周恩来买了一件生日礼物盛字块的小柳斗(可作益智拼诗词游戏),寄望孩子将来的学问能用柳斗装。从此,这只小柳斗就一直伴随着周恩来,而今则被保存在周恩来故居内。1904年,6岁的周恩来随同父亲、生母、嗣母和弟弟,一起搬到江苏清河县清江浦居住,并到外祖父万青选家的家塾里读书。周恩来父亲周贻能(1874-1942),为人老实,到清江浦后,只谋得一个月薪16元的小差使,家里常靠借钱过日子。为养家糊口,周贻能常年漂泊在外。周恩来的生母万氏又劳累又愁闷,很快就一病不起,于1907年春病逝,年仅31岁。周贻能因在外地谋生,竟未能与妻子见上最后一面。1907年夏天,周恩来陪伴嗣母到她的家乡江苏宝应县治病,住在堂舅家里。但嗣母病体仍未起色,两个月后,她又和周恩来回到了清江浦镇。次年7月间,嗣母被肺结核夺取了生命,仅35岁。周恩来对嗣母感情最深,直到嗣母去世前,他几乎一直没有离开过她。周恩来在极度悲痛之中,身穿用白粗布做的孝服,带着两个弟弟,9岁的周恩溥和4岁的周恩寿,护送灵柩,坐船到淮安周家坟地,与叔父周贻淦合葬。为纪念最亲爱的嗣母,周恩来写了一篇《念娘文》,情真意切地表达了内心对母亲的感情。周恩来连续失去了两位母亲,在清江浦无法生活,只好带着两个弟弟回到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驸马巷。婶母杨氏成为周恩来兄弟的实际监护人,十分艰难地照顾他们的生活。远在奉天(今辽宁)度支司俸饷科任科员的伯父周贻赓,很同情周恩来的处境,写信要他到东北去。1910年春天,伯父托回乡探亲的堂伯父周贻谦,把周恩来带到东北去生活、求学。离开淮安之前,乳母蒋江氏给他添置了新衣,为他准备临行的衣物,叮嘱他路上要小心,照顾好自己。周恩来走前还到母亲墓前拜祭,走时还随身带上了嗣母留下的诗文。周恩来走后,蒋妈妈日夜思念,后来得知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蒋妈妈竟借钱作盘缠,不辞辛苦,去看望周恩来。两人见面,抱头痛哭。周恩来留蒋妈妈在天津住了五天,陪她在天津到处去看看。临别前,周恩来还替蒋妈妈买了船票,并送她几十元钱。蒋妈妈有斋戒吃素的习惯,周恩来还让她带上一只吃饭用的搪瓷碗和一条毛巾在路上用,请她一路保重。周恩来对父亲也是尽心至孝的,他的贴身皮夹子里长期揣着父亲唯一一张照片,直至终身,背面有他亲笔写的四个字:"爹爹遗像"。原来,1937年下半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首席代表参与国共和谈,不久,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成立。1938年5月,周恩来便通过组织找到生活无着、颠沛流离的父亲周贻能,还有岳母杨振德,并先后接他们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武汉,从武汉撤离时,父亲和岳母由朱端绶姐妹带领护送,从武汉撤往长沙、湘乡,再辗转衡阳、独山、桂林和贵阳。1940年9月,周恩来派袁超俊赴贵阳市郊青岩镇乡间将二位老人接到重庆红岩奉养。1942年7月初,父亲因多年奔波,身体不支,生病发烧,后来病情转重。老人非常想见见周恩来,而此时的周恩来也因为小肠疝气复发,正在重庆歌乐山龙洞湾中央医院住院治疗。考虑到周恩来的病情,邓颖超和身边工作人员并没有过多提起老爷子的病情。周恩来想着父亲的生日,在7月6日写信给夫人邓颖超,请代给父亲过生日。10日,又复信邓颖超:"我对他的病,不很放心,望你转禀他好望精养。我在这里默祷他的康宁。"之后又细细叮嘱:"爹爹的病状,除疟疾外,还宜注意他的年事已高,体力虽好,但他过分喜欢饮酒,难免没有内亏。所以主治他的办法,必须先清内火,消积食,安睡眠。东西愈少吃愈好,吃的东西亦须注意消化与营养,如牛乳、豆浆、米汤、饼干之类,挂面万不可吃。假使热再不退,大便又不通,则宜进行清胃灌肠,勿专当疟疾医。"字里行间表现出一个儿子对父亲的细致关切,令人动容。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就在周恩来写信那天晚上,父亲怀着对儿子的思念永远地离开了人间。当时,周恩来正住院且手术过后才两三天,大家知道周恩来是极重感情的人,对父亲一向很孝顺,怕他精神受刺激,对养病不利,决定暂时不告诉他。可是,周恩来看出破绽来了。听说父亲去世已三日,他悲恸欲绝,加之手术后身体虚弱,站不住了,立刻蹲到地上,痛哭不已。在大家搀扶下他回到办事处,见到邓颖超后大发雷霆,"老爷子过世这么大的事为什么要瞒着我,你跟我这么多年还不知道我?"责问得邓大姐直掉泪这天晚上,周恩来为父亲守灵至拂晓。丧事公布后,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致电哀悼:"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仁均深切哀悼,尚望节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并注意以后在工作中节劳为盼。"蒋介石也委托张治中将军代表他到红岩向周恩来表示了他的哀悼。7月14日,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等在红岩为老人举行了简朴的悼念仪式后,将周贻能老人的灵柩安葬于重庆小龙坎复元寺后面八路军办事处的公墓。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在重庆对记者说:"38年了,我没有回过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 "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1946年9月,周恩来在接受美国记者李勃曼采访时,又一次深情地回忆母亲:"我的母亲长得很漂亮,为人善良,生了三个小孩我和两个弟弟我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邓小平(19041997),原名邓先圣,学名邓希贤,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人。历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第一二九师政委,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第二野战军政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副主席、主席等职。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特别同情和体谅继母出身贫寒的家世和前半生的不幸。夏伯根只比邓小平大5岁,是船工的女儿。她幼年丧母,十几岁时出嫁,不久丈夫病逝,再嫁给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18861936),生下邓家最小的女儿邓先群后不到一年,邓绍昌就病故,她就一直寡居,独自撑起这个家。兵荒马乱的生活,磨炼了夏伯根老人坚强的性格。她虽然不识字,但是一生的坎坷境遇,使她养成了深明大义、明理豁达的性格。继母夏伯根尽管不懂政治,但一心认准了共产党好。她曾冒着杀头的危险,搭救过好多位共产党员的生命。邓小平对这位正直、善良、勤劳、肯干的继母尤为敬重和爱戴。l5岁的邓小平,当年顺长江南下,走出重庆,走出四川,走出国门,去巴黎勤工俭学,参加革命。29年后,邓小平率千军万马前来解放大西南,又回到了四川,回到了重庆。四川解放后,邓小平坐镇重庆,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时年邓小平已是45岁的中年人了。有了一个安稳的家庭后,邓小平首先想到要承担起赡养继母的义务,让老人享受天伦之乐。夏伯根老人听说儿子邓小平回到了重庆,兴奋至极。当这位素未谋面的儿子邓小平派人来接她的时候,夏伯根把大门一锁,提起小包裹,坐上小船,直奔重庆。从此,她和邓小平一家人住在了一起,再也不分离。邓小平向孩子们介绍家中新成员时说,"叫奶奶,我们家不分亲奶奶,继奶奶。"卓琳也喜欢跟着孩子们喊"奶奶",一起生活两年后,她习惯什么事都与老人商量。1952年邓小平调往中央工作,也把继母一同带到北京。继母随邓小平一家生活的几十年里,邓小平夫妇待她如亲母,从来不分你我,尤其在饮食、卫生、穿戴等生活方面,特别周全地照料老人,安抚老人,使继母晚年心情愉悦。继母是位闲不住的老人,始终保持勤俭持家的品德,尽可能多帮助做些轻便的家务活。夏伯根老人不仅生活在邓家,成为重要的家庭成员,而且成了邓小平夫妇料理家务的好帮手,被儿女们誉为邓家的"特等功臣"。邓小平夫妇上班后,家和孩子就全交给她照看。解放后出生的邓榕和邓质方都是由她带养大的,毛毛、飞飞和几个重孙子都是她一手带大的。她也委实为邓小平夫妇分担了不少的家务。1969年10月,邓小平被打倒"流放"到江西南昌"劳动改造",继母同邓小平、卓琳夫妇相互体贴,相互照顾,相依为命,共同熬过了艰难的岁月。卓琳的身体不好,邓小平为了照顾卓琳,又不肯让年事已高的继母再承担过重的家务,便独自挑起了家务劳动的重担。劈柴、生火、擦地等重活脏活邓小平都亲自干。继母为减轻儿子的负担,也尽量多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她趁邓小平夫妇去工厂劳动的时候,总是先把饭做好等着他们回来吃。她不时地帮助拆、洗被褥衣服等。为了家里生活好些,她还特地养了一群鸡。蒋介石(1887-1975),名中正,字介石,幼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祖籍江苏宜兴,生于浙江奉化县溪口,逝世于台湾台北市士林官邸。历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华民国特级上将、中国国民党总裁、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中华民国总统等职。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非凡人物,他对母亲的感情也是很深厚的,他多年来侍母至孝,闻名遐迩。蒋介石少年时的家庭温暖与教育,全部来自其母王采玉,母亲对他成长的影响,无人能及。对于母亲养育的艰辛与苦心,年少的蒋介石虽不能完全体会,但成年后对母亲思慕至深,感恩之深也与日俱增。1921年5月24日,蒋介石任许崇智粤军第二军少将参谋长时,因为在广州寓所做了一个梦,梦中的情景是:"雪满山原,一白无际。"他当即惊醒,"身犹寒战,默念此必母病凶兆,因不自安,返沪归里。"当时,蒋母确实在生着病,蒋介石情系母亲,只因为一个梦就不惜从广东长途跋涉返归故里去探视母亲,可见他的孝心之诚。1921年6月14日,蒋母王采玉因患心脏病,卒于故居内寝,享年57岁。蒋介石的梦境竟然应验了!他因为一个梦而离职回家省亲,总算赶在母亲去世之前回到了母亲身边,得以朝夕陪伴,亲喂汤药,总算尽到了人子之孝。蒋母弥留之际,曾再三叮嘱蒋介石:"一、要为她择地另葬,不与其父同穴;二、要办一所学校,培育乡里子弟;三、要报答几家至亲好友的恩情。" 这三件事,蒋介石一一答应,并在发迹之后逐一付诸实现。在停灵期间,蒋介石每天都要抚尸痛哭多次,并且写下了声泪俱下的《哭母文》。蒋介石对慈母行如此大哀之礼,在同事朋友中博得了一个"事母至孝"的美名。居哀期间,蒋介石不忘母亲遗命,请了有名的风水先生四处勘察坟地。因为蒋母生前曾表示"要葬在佛的怀抱里",因此,最后选中了溪口北约1.5公里的白岩山中段北面的一小块平地,据说这是"弥勒佛的肚脐眼儿",是一块上好的风水宝地。坟穴选定之后,蒋介石每天必到山上监工兴建母亲坟莹。11月23日,蒋介石亲抚母亲灵枢安葬,仪式极为隆重。出殡之时,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孙中山特派陈果夫为代表参祭,国民党许多政要均赶来参加,孙中山亲撰的祭文,由陈果夫代读,戴季陶、居正等要员均亲临葬礼。孙中山还亲自为蒋母墓题写了墓碑"蒋母之墓"。张静江手书蒋介石所撰的挽联:"祸及贤慈,当日顽梗悔已晚;愧为逆子,终身沉痛恨靡涯",胡汉民作墓志,汪兆铭作铭,由书法家沈尹默手书。在蒋母去世一周年祭日的日记中,蒋介石誓言:"无论阴历阳历,凡为母亲忌辰之日,不食荤、不动气、不御色,以为终身自惩自戒,冀减不孝之罪于万一",以示孝敬,寄托哀思。1923年冬,为纪念蒋母60冥寿,蒋介石特在离母亲墓址约168米远的地方建筑墓庐三间新式洋房,历时半年,取名为"慈庵",即纪念慈母之意。墓园起自山麓那座四柱三门的石牌坊,主门面刻"蒋母墓道"四字,经668米之长的上山墓道,终抵鱼鳞岙蒋母墓冢。沿途有下轿亭、孝子亭、仰慈亭、墓庐慈庵、方圆池等附属建筑。石牌坊上行300米,有座跨路亭居道中。蒋介石回乡祭母,每至此亭必下轿而拾级步行,以示孝心,人称"下轿亭"。其上不远,又有八角雅亭静候道旁,乡民惯以"孝子亭"相称。蒋介石笃信民间习俗,犹虑九泉之下小脚慈母,行路维难,特于漫漫墓道之中道,筑亭相待,使母得以少憩。近年新构的仰慈亭,地处蒋母墓西下侧,亭下所在,为蒋介石自选墓地之一。当年,蒋介石择地于斯,并对胞妹蒋瑞莲言:"我平生无暇孝母,死后定要葬此,以长伴母灵,侍候永久。"这次建庵供神,蒋介石十分重视。特请谭延闿书题了慈庵门额,中堂悬挂着孙中山亲书的"为国助劳"、"慈云普荫"二匾。蒋介石亲撰了《慈庵记》,说:"标额曰慈庵,以成先慈建庵供佛未竟之志,而又配祖先、考肃庵公(即其父蒋肇聪),权合古人院之义也。"亦即,建筑这个慈庵,一是因为蒋父与蒋母没有合葬一穴,把父母神主牌位合在一起,以表示双亲合拢;一是可以作为蒋介石回乡时居住之所,以示不忘母亲,谨守墓园之意。同年12月17日,蒋介石回到溪口,在祭扫其母墓后,在新落成的慈庵举行了隆重的祭祀活动,并于当晚第一次夜宿于慈庵。之后,蒋介石携其子蒋纬国在这里居住了十余日。1930年,蒋介石已掌握了党政军的最高权力,为光耀门庭,将慈庵旧宅拆除,另在离墓稍远的平地上筑造了规模较大的坟庄,名为"墓庐"。共有平房三幢,主屋5间。穿过墓庐大门,便可看到新修建的"慈庵",室内挂有蒋母遗像。内陈列石碑四方,正中立一石碑,正反两面均有碑文。正面为谭延闿所书《孙大总统祭蒋太夫人文》,背面是蒋介石口述、于右任书写的《蒋太夫人事略》;左右两壁分嵌蒋介石《哭母文》及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慰劳蒋总司令文》等碑刻。此外还有胡汉民题字墓诗、谭延闿所题的"蒋太夫人像赞"、林森作的挽辞等。当初治丧时,张静江、许崇智等国民党要员的唁电、挽联、悼诗等,也都一一保存在"慈庵"中。这些文词墨迹,将介石极为看重,曾委托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搜集,编为《哀思录》刊行于世。《哀思录》卷前有蒋介石亲撰的《刊哀思录所感》文,说"《哀思录》是中正生平所最哀痛而不能忘者之一种纪念"。蒋介石对于部下晋谒其母墓很重视。据一位原国民党将领回忆,蒋介石平时对部下非常严肃,惟有部下谒墓下来时,他才笑容可掬,连说"谢谢"。蒋介石对"慈庵"情有独衷,自1927年第一次下野后,经常以坟庄为住息地,他每次回到溪口,就以坟庄为家,以示不忘母恩、谨守墓园之意。后来二次下野,他都跑到家乡躲起来,在山环水抱的故里盘算东山再起。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在"慈庵"养伤住了110天。不但母亲忌辰记挂心中,母亲的诞辰,蒋介石也始终不忘。1934年12月15日,蒋介石"正午由京乘机出发,以天阴故,飞行甚慢。二时半到沪,六时到杭转奉化故乡,连夜十时半到家祭亲"。在他出发的前一天,国民党第四届五次中央全会刚闭幕,有诸多政事需蒋介石安排处理,但蒋介石仍一路马不停蹄地赶回家,只为能在母亲71岁诞辰当天祭奠。此外,每逢清明节,蒋介石便记挂回乡扫墓之事。1931年,因蒋介石扣押胡汉民而致反蒋力量趁机聚合,并对其政治权威形成极严峻的挑战,蒋介石仍坚持回乡扫墓,这在他检讨自己应对此次危机不当的总结中有所反映。1941年是全面抗战的第四个年头。6月5日,日军对重庆的空袭造成近万名市民惨死于大隧道中,蒋介石次日亲自前往视察并安排善后。当此万事缠身之时,他仍自重庆发电报给在江西的蒋经国,嘱其拜祭祖母:"祖母阳历忌辰十三日已过,未知阴历计算忌辰在阳历何日?查报。望于阴历忌辰日,在赣遥祭。"1949年5月16日,蒋介石在溪口带着儿子蒋经国、媳妇蒋方良和孙子,最后一次拜祭祖坟和父母亲之墓。当蒋介石一来到苍松环绕的蒋母墓前,就止不住老泪纵横。他撩起衣襟,颤巍巍地长跪不起,蓦然,大哭起来。他清楚地知道,这一走怕是再不能为母亲尽孝了。蒋介石身后,哭声一片。叩拜母亲坟墓后,蒋介石在蒋经国的搀扶下下了凤凰山,驱车宁波镇海港,坐上"太康"号军舰,驶往台湾蒋介石退到台湾后,仍在他的书房阳明书屋内供奉母亲遗像,每天"亲沐慈恩"。上世纪60年代末,年逾八旬的蒋介石对母亲的感念日久弥深,决定在台湾南投日月潭建永久性的建筑慈恩塔,除纪念母亲外,也让台湾民众要"恪尽孝道,永怀慈恩"。慈恩塔于1971年蒋母辞世50周年时竣工。当年清明节前夕,蒋介石携家人到慈恩塔祭拜其母。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市士林官邸逝世,临终留下遗愿:"我死后,将灵柩暂厝慈湖,那儿风景好,很像我们奉化老家。"慈湖是蒋介石于1961年间,在距离台北市南60公里处的桃园县大溪镇福安里村,为自己选择的一处坟茔地。蒋之所以选中这块风水宝地,乃因这里的风景很像故乡奉化溪口。在故乡,他将母亲的坟庐起名为"慈庵",为能在台湾追思慈母,故将此地改名为"慈湖",并建造了一座中国四合式的行馆。蒋介石生前常来此小住,并嘱在他死后棺柩暂厝于此,以期来日移葬大陆。悲莫悲于死别,痛莫痛于家难,哀莫哀于亲丧,苦莫苦于孤子。呜呼!天胡不吊,夺我贤慈,竟使儿辈悲痛哀苦,至于此极哉!回溯吾母来归,已三十有六载,当吾父健在之十年间,家中鞠育之苦,嫁娶之劳,饬家接物,皆吾母一人之内助,其苦心孤诣,已可感于无穷者矣。洎乎先考中殂,家难频作,于此二十六寒暑间,内弭阋墙之祸,外御横逆之侮,爱护弱子,督责不肖,维持祖业,丕振家声,何莫非吾母论淳瘢盁量苦心,有以致然也。呜呼!吾母艰苦卓绝之志,既如此其甚,而不孝冥顽不灵,则又如彼。回忆当时忧危之情,愧惶几若无地。痛念至此,百身莫赎。人子若斯,尚有何颜立于天地之间乎!呜呼!自今以往,外应族人,内主家庭,安能得吾母复生,再为我独承劳怨也。且复谁能容我狂愚,恕我暴戾,抚慰我激愤,曲谅我苦衷,为我代苦代忧,至死不怨,如吾母者乎?呜呼!凡昔之足以裨益于儿,不惜茹苦饮痛,自甘枉曲,明祝默叮求安全,如吾母之慈圣者,今竟欲一再见其声音笑貌,而不可复得矣。呜呼!吾母一生,为乡里服劳,为国家酬德,嘉言懿行,至多极美,吾不能于伤悲之际,毕忆无遗。吾不惟痛吾母以爱护儿辈而凋瘵,以教养儿辈而病困,而又独为不肖一人以牺牲其身。虽上升兜率,无所遗恨;惟生者之罪恶之苦痛,自此益难为怀矣。吾更痛心于指胸难过之语,吾尤痛于易箦之顷,强为药好酒好以慰儿之言。自此儿虽连声直呼,不复更闻吾母之咳唾。犹忆当时吾母呼吸迫促,儿乃趋抚母背,以冀挽危亡于顷刻,然竟因是不获睹最后慈容之悲戚!呜呼恫矣!从此抱恨终身,不知生存于人世,复更有何意趣耶?其惟勉图报亲,藉慰地下之灵,末减儿辈罪孽于万一,以聊舒终天之痛恨乎。呜呼!其可得耶!其不可得耶!母而有灵,鉴斯哀忱。叶剑英元帅的母亲陈秀云,1873年出生于广东梅县松口镇教乡田背村,父母是世代务农的客家人。陈秀云在家中为长女,没有读过书,自幼随父母参加家务劳动,18岁时嫁给了梅县雁洋堡的叶钻祥,即叶剑英的父亲,他早年曾在梅县考取武秀才,但无官可做,只好在家乡做小本生意。母亲陈秀云平时操持家务外,还常帮人打点短工,以补贴家用,是村里有名的贤妻良母。客家话,母亲叫"阿姆"。母亲是叶剑英的第一位启蒙教师,她用客家妇女的勤俭美德教导着叶剑英。妈妈做饭,他帮阿姆从屋外捡柴,学着大人样吹风生火;妈妈下田劳动,他就拔草、提菜篮、送镰刀。阿姆不歇脚,他就没闲的时候。叶剑英少年时,虽然家里生活十分贫困,仍省吃俭用,送叶剑英学校读书。1916年,他随父赴南洋,并在那里考取了云南讲武堂,将小名"宜伟"改为"剑英",1912年毕业后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于民主革命。1921年春,父亲叶钻祥未见到儿子就病故了。那时叶剑英正在建国粤军工兵营任职。他接到父亲病危的家信后,立即从汕头赶往家里探望父亲,谁知道他刚刚进家门,父亲就去世了,年仅50岁。叶剑英向人借了一笔钱,料理了父亲丧事。1925年,叶剑英作为东征军第二师参谋长,率部进攻梅县,攻克县城后,奉命兼任梅县县长。虽公务繁忙,但亦抽空回家探望一下母亲,后又接母亲到县城,亲自照料生活尽孝心。不久,叶剑英奉命离乡返回部队,母亲又回到家乡。1927年冬,在广州起义前夕,叶剑英间隔两年后,又回到母亲身边,并陪母亲住了几天。广州起义失败后,叶剑英托弟弟叶道英陪同母亲秘密来到香港,在大埔圩一个住处暂时安顿下来。1928年秋,党组织派叶剑英去苏联学习。母子难舍难分,但目前反倒让儿子早点启程:"阿伟,住在香港提心吊胆,还是早点走吧。到外面事事多加小心,常捎个信来,我也就放心了"1938年秋,广州沦陷,国民党广东省政府迁往韶关,叶道英在省财厅任税务委员。叶道英也与母亲一块迁到韶关。1944年夏,日寇北犯韶关,母亲病倒了。叶剑英得知后给弟弟写信,希望把母亲送回老家。叶道英先租包了一部卡车让一家人离开韶关,自己留在韶关,卡车辗转数天后,抵达兴宁,再改乘民船回梅县,不料,痼疾多年的老人仙逝在船上,终年73岁。得知母亲病故消息,叶道英急忙赶回家中为母亲料理后事。在治丧期间,叶道英正巧收到了哥哥给母亲的来信,当晚,他跪在母亲灵堂前,边哭边把信的内容念给的母亲听,叶剑英在信中说:"(母亲大人)您今年已是73岁高龄了。我很抱憾。当你61寿辰、7l寿辰时,儿子都未能为母亲祝寿,故希望您长命活下去。当您8l岁寿辰的时候,新中国就涎生了,那时,我一定在您身边,为母亲祝寿"然后,将信焚在母亲的灵堂,告慰她在天之灵后来,叶剑英在延安接到弟弟辗转而来的母亲的噩耗,万分悲痛,就给弟弟复了一信,他在信中写道:"我们兄弟应该时刻怀念母亲的伟大母爱,并将伟大母爱发扬为爱全国人民乃至全人类。我为了悼念母亲,已经把胡子留起来了,使得能摸着胡子就想念着慈祥的母亲。" 并写下了"尸骨抛沟曾逆料,阿姆生我最艰难"的悲痛诗句。1950年5月3日,叶剑英从弟弟手里得到一幅母亲遗像,看着母亲慈祥而微笑的遗容,叶剑英为没有给母亲尽到孝心而深感遗憾,他提笔在母亲的照片上端写了一行字:新中国建立后,叶剑英曾于1951年5月,1953年4月和10月,1971年1月,四次因工作调研回到梅县,顺便探望故乡,每次都去双亲坟前祭拜。1980年5月13日,83岁高龄的叶剑英带着儿子、媳妇、曾孙四代人回到家乡视察、调研,历时五天。14日,他再次回到故乡雁洋探望,步入故居的三角形厨房,又走到他当年出生的房间里,在双亲的遗像前默默地站了许久,仿佛在追思双亲勤劳持家、养儿育女的苦难历程下午,他还带领家人到瓜坪顶为母亲扫墓,并在母亲墓前合影留念。想不到,这竟是叶剑英元帅最后一次为母亲尽孝李先念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927年11月率领农民武装参加著名的黄麻起义,1928年秋率编入中国工农红军。1929年10月调任中共湖北黄安县高桥区委书记、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1年6月任鄂豫边区中共(黄)陂(黄)安南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0月中旬,上级来了通知,要求县以下各级党员干部要带头参加红军,粉碎敌人的"围剿"。为此,陂安南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在庙咀湾召开全县"扩红"大会,李先念第一个报了名。出发的当天,新任县委书记郭述申派人买来一头肥猪和一大缸米酒,为李先念和参军的青年送行。将要开饭时,李先念被上级派来视察工作的人找去谈事,未能赶上同大伙一起就餐。细心的县委书记让人给他留了一份:一碗米酒和一碗肉汤。部队就要远行了,李先念又想起了在家的父母。他对通信员说:"你辛苦一趟,给我父母捎个信,就说部队要远行了,我工作忙,不能向他老人家告别,让他们保重身体,不要为我担忧。我没什么送给他们的,顺便把这碗肉汤留给他们。"听说儿子参加了红军,又要远行,李先念的母亲王氏不顾通信员的劝阻,非要为儿送行不可。她急急忙忙来到庙咀湾时,李先念已带着队伍出发了。李母站在山坡上,眼望着队伍远去的身影,久久不肯离去。从这天起,红军的行踪、战斗的胜败、儿子的安危,无时无刻不牵动着李母的心。1932年8月的一天,人们传说李先念带领着红军打回来了,正在冯受二地区与敌作战。李母听说后,心里挂念着儿子,执意要见儿子一面,并带上家里的全部积蓄两块银元上路了。小脚的母亲跑了几十里的山路,战场上炮火纷飞,母亲一点也不惧怕,心里只想见到儿子。李先念这时已是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一师政委,此时正在率部与敌人打得难解难分。"李政委,你母亲来了!" 通信员跑到李先念跟前说。当他看到母亲在硝烟中向他走来时,不禁火冒三丈,厉声吼道:"娘,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打着你怎么办?快下去!" 母亲望着两眼发红的儿子,拉着他的衣襟,高兴地说:"伢,我来看看你!"凑上去,拍拍儿子身上的泥土,然后从衣袋中掏出两块银元,悄悄地装进儿子的口袋。战斗正激烈,李先念顾不得母亲的心情,叫通讯员送走了母亲,然后继续指挥战斗。战斗结束后,李先念没能跟母亲话别,就带领部队转移了。行军途中,李先念听见口袋里总有叮当叮当的声音,一摸才发现有两块银圆,心不由一颤:"这是我娘放的"李先念不禁流下两行热泪:家里那么穷,常常吃饭揭不开锅,这两块银元凝结着母亲多少心血和汗水呀!此后,母亲的两块银圆,一直伴着李先念转战南北。想不到的是,这次战场一别,竟是他与母亲的永诀。1941年夏,李先念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委。有一天在朱家楼会见了过去的木匠师傅袁学福,并从师傅口中得知母亲已于1935年患哽病逝世的消息。师傅说,母亲在临死之前,还张开拇指和食指做成"八"字形状,盼望见一见排行第八的幺儿子李先念。由于当时家境非常困难,母亲连棺木也没有,还是师兄袁传家和李泽兴等人,把一棵大白果树锯掉做的棺木。送走师傅回叶家田的第二天,李先念便带着罗厚福旅长及程坦等人,回到湖北红安李家大屋。李先念来到母亲的坟前长跪不起,并大声哭喊:"娘啊,您怎么不能再活八年十年。这么快就走了,儿子对不起你啊!"对母亲有一种歉疚之情。1979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回家乡探望,从红安县城坐面包车出发,到达占店镇后,下车步行回李家大屋。他走在一条条田间小道上,寻找着母亲的足迹,他走进李家大屋母亲的房间,在母亲的遗像前久久伫立。半个多世纪的风雨过去,当年妈妈赶到战场来看望的那一幕,他一直铭记在心中。1990年11月21日,李先念与同工作人员谈起这段往事,他说:"我想老娘啊,那天我不该对她发火"。1992年6月,李先念在病床上,还在想念着母亲,弥留之际,他对女儿李小林说:"我梦见你奶奶了。"刘伯承元帅小时候家境贫寒,1907年春,父亲刘文炳由于过度劳累和贫困生活的折磨,身患肺病,过早离开了人世,年仅45岁。父亲留下的遗产,仅几间茅屋、十几亩薄田。为了给父亲买口棺材,刘伯承借了40吊钱的高利贷,这样,使本来就十分贫困的家境又雪上加霜。父亲去世以后,年仅15岁的刘伯承被迫中途辍学,回乡务农,和母亲周寅香(18641946)一起承担全家七口人的生活重担,并且成了全家的主事人。他事事为母亲分忧,能自己做的事情从不让母亲去做,家里的大事小情、里里外外全靠他去张罗。刘伯承像成年人一样,和母亲、姐姐一道,每日黎明即起,荷锄下地,在贫瘠而又缺水的田地里耕耘。一年到头,只能收四、五担毛谷。除去赋税,剩下的根本不够家人糊口,不得己,刘伯承又上山砍柴、割草,或是挑煤、打短工来补贴家用。就这样,长年是红苕杂粮,糠糠菜菜。一到春荒时节,便只好靠挖野菜、剥树皮,掺合红苕杂粮勉强度日,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面黄饥瘦的小弟妹们饿得哇哇直哭。看到这些,母亲的心如同针扎。刘伯承就经常安慰母亲说:"我们家里现在虽然很困难,但只要勤奋,就有希望。"母亲知道这是儿子在为自己树立生活信心,多么懂事的孩子,怎么也不能把他拖累在家里,这样就更对不起他死去的父亲了。于是,她对刘伯承说:"你父亲经常讲,好男儿志在四方,你不能一辈子总这样在这里忙活着,应当到外边的世界去闯一闯。要想干出点名堂来,千万不能把读书放下,没有文化到什么地方也吃不开。"刘伯承听了母亲的话,心里非常感动,家里的生活如此困难,母亲不是让我长久的留在家里,减轻她的负担,而是督促我学习,到外边发展,这是多么伟大的母爱,多么高尚的品德,只有母亲才有这么宽广的胸怀。好心的邻居见刘家日子艰难,来劝母亲把最小的两个细娃送人抚养。母亲思前想后,忍疼决定将小女刘怀珍和小儿刘明良送出去。刘伯承得知后,跪在母亲面前哀求:"娘,一家骨肉说什么也不能分离。我打短工、下煤窑再多挣一点,一定让弟弟妹妹活下去!"一番话说得全家人抱哭一团,母亲硬咽着说:"好,不送了,娘娃死活在一起。"从此以后,刘伯承更加忘我地劳动了,还锻炼了灵活的经济头脑。每天除了种好家里的几亩田外,还见缝插针到有钱的人家里打短工、干零活,挣几个铜板或换几升米回来,这样就能改善一下家里的伙食。可一到农闲时,他就特别着急,因为这个时候,谁家也不雇短工,他就把眼光投到别的地方,寻找挣钱的门路。当他听说御河沟煤厂用人挑煤时,他心里很高兴,回家就与母亲说了,可母亲说什么也不同意,对他说:"孩子呀,你不能去干那个活,御河煤厂离咱家20多里路,这一去一回就得50里路,再挑一天煤,你受不了呀,压伤了身体可是一辈子的事。"刘伯承一听母亲不同意,知道是为自己好,可好不容易有这么个挣钱的机会,怎么也不能把机会放过。于是,他向母亲表态自己会多加注意的,母亲无奈,只好答应了他。刘伯承为了每天多挑几趟,天不亮就起床,去煤场去挑煤炭,担到赵家场街上叫卖。每到黄昏时,母亲和弟妹总是站在门前的黄槲树下,远远地等着刘伯承归来。他虽然疲惫不堪,浑身漆黑,腰酸背疼简直难以忍受,可他怕母亲看了难过,但仍装作轻松的样子说:"没事儿,妈想宽些,苦日子总有个头。"全家人就这样相依为命,艰难度日。沦落到生活的底层,使刘伯承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他切身体会到,千千万万穷苦农民耗尽血汗,难得一家温饱的辛酸。生路在哪里?希望在哪里?他的目光自然地转向了革命的风云。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年仅19岁的刘伯承,深感"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岂顾自己一身之富贵?"怀着"富国强兵"的强烈信念,投入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次年考入重庆陆军将校学堂,参加了护国、护法战争。1926年5月,经杨闇公、吴玉章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过沪州、顺义起义和南昌起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转战南北,戎马一生,成为人民解放军创始人和领导人,举世闻名的军事家、军事理论家。1962年,陈毅元帅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一次,他率团从国外访问回来,路过家乡四川乐至县,决定抽出时间去探望病重的母亲。陈毅的母亲黄培善年高病重,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她见到儿子来探望她,非常高兴,正要和儿子打招呼,忽然想起换下来的尿湿的裤子还放在床边,就示意身边的人把它藏到床底下。陈毅见到久别的母亲,心里也非常激动,他连忙走上前去拉住母亲的手,亲切地问这问那。过了一会儿,陈毅问母亲说:"娘,我进来的时候,你们把什么东西藏在床下了?"母亲看着瞒不过去,只好说出了真情。母亲硬拦住,不肯让他洗,并说:"你是国家干部,做大事的,又打老远回来,快歇歇吧!和妈妈聊聊。"这时,陈毅的妻子张茜也抢着要去洗。陈毅说完,就从妻子的手里接过尿湿了的裤子和其他一些脏衣服,放在洗衣盆里,一边洗着衣服,一边和母亲叙谈起来。一会儿,陈毅元帅把母亲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又与妻子张茜一起拿到院子里掠晒起来。母亲看着他俩的背影,眼睛湿润了。贺龙元帅的父亲贺仕道,湖南桑植县洪家关人,出身贫寒。亦农亦工,忙时务农,闲时缝纫,人称"道裁缝"。他先后娶、聘了两位白族姑娘为妻室,即元配、贺龙的生母王金姑,以及继室、贺龙的后母谷元姑。他的两位白族母亲,都为孕育、培养满门忠烈的贺龙姐弟7位英雄儿女,呕心沥血,操劳终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誉为"伟大的母亲"。贺龙生母王金姑,长年累月地拖儿带女,劳作耕耘,"殚厥心力",致使积劳成疾,体弱多病,到50来岁时就一病不起,贺龙常于革命武装活动之余回家,伺候母病,延聘名医诊治,亲手煎药熬汤送服榻前,以尽为子孝道,延缓母亲寿命。无奈王金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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